从弄堂走向世界的作曲家:《可凡倾听》叶小纲专访

2019-09-24

叶小纲是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78级的四大才子之一,他的作品《中国之诗》曾获得美国齐尔品作曲比赛第一名。从小生活在流行音乐和西洋古典音乐的氛围中的叶小纲,血脉里继承了父亲对音乐敏锐的感悟力、想象力和创造力,他30年多年的音乐创作更是充满文人意趣与壮美史诗的碰撞。本期《可凡倾听》,我们一起解读作曲家叶小纲的音乐人生。

 

一,上海弄堂的苦涩回忆

叶小纲是中国当代音乐创作的代表人物,是我国当代著名作曲家之一。他的主要作品有交响乐、室内乐、舞剧音乐、歌剧音乐、影视音乐等多体裁作品。今年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开幕式,上演多部作曲家叶小纲的作品,除新作《敦煌》外,音乐会中首度在沪上演的《峨嵋》、 《悲欣之歌》、《星光》和《喜马拉雅之光》,均是叶小纲近几年带着对人文、生命和自然的思考,回望中国文化,用西方作曲技法创作的代表。作曲家重返故土之际,也走进了《可凡倾听》。

曹可凡:小纲老师您好!

叶小纲:您好!

曹可凡:作为上海人,每一次回到自己的出生地,是不是有一种非常不一样的感受?

叶小纲:感受有时候会非常好,因为日新月异,上海的发展让全世界惊叹,别说让中国人,我觉得让全世界都很惊叹。但是有时候也有一些失落,比方说淮海路陕西路这一块,原来是我儿时去跑澡堂,买零食,美心酒家里面买擂沙圆,这种店现在都没有了。

曹可凡:你们以前住的弄堂还保留着吗?

叶小纲:弄堂还在,我刚刚还去 拍了一张照片,但是里面已经杂处,不像原来那么安静了,里面人也比较嘈杂,我也不香港原创四肖八码网站认识了。所以感觉很好,但是也有一些失落,尤其这一片地方,陕西路、淮海路、南昌路这一带,我小时候就在这一带活动,变化还是很大,变得很高楼大厦。但是小时候钻的弄堂都没了,吃生煎包的地方都没有了。

曹可凡:现在回想起来,小的时候自己记忆当中最清晰的是什么?尤其当你离开故乡之后,可能儿时的很多情景,你会越想越清楚。

叶小纲:对,但是也有很有意思的地方,我的弄堂比较长,我们叫前弄堂、后弄堂,后弄堂现在连着一个,成了一个社区,大家在这里买洗烧,上海很有意思,新中带老、老中带新,让你感慨、让你赞叹。

曹可凡:以前我们家里也有一个大钢琴,但文革当中就被抄掉,所以小的时候我特别羡慕人家会弹钢琴,那时候你要知道去买一架钢琴几乎是不可能。

叶小纲:不可能,没有可能。

曹可凡:你们当然是音乐世家,所以那时候钢琴怎么会居然还能够保留着,能够让你有机会学习钢琴?

叶小纲:钢琴是这样,因为抄家的时候太沉了,扛不动,第一条。第二条,家里后来经济很困难,因为老头子(爸爸)关起来了,也没有钱,所以家里请人把钢琴卖到寄卖行里。寄卖行,我认识,在上海电影院的复兴中路淮海路旁边,有个寄卖店,放了三个月没人买,人家退回来了,我才学琴。那时候钢琴伴唱《红灯记》刚刚出来,我又开始琢磨怎么练琴。如果我钢琴卖掉了,也许就没有作曲家、音乐家叶小纲这么一件事了。

曹可凡:那时候还是爸爸自己教你?

叶小纲:那时候我爸爸自己教我,等到爸爸“解放”了以后,我找了上海音乐学院的一位教师叫尤家禎,他是指挥系教视唱练耳的,钢琴弹得很好,我是跟他学的,所以我和上音还是有一定的关系,尽管我没在上音读过。

曹可凡:我听说你那时候去少年宫并不是去音乐组,是跳舞蹈?

叶小纲:少年宫邬美珍很有名的,是我姐姐去考,邬美珍挑了我姐姐,说这小男孩不错,让他也来跳,我进去跳了。我考少年宫的钢琴班反而没考上,说这个人一般性,不行。我还记得钢琴老师的冷眼很厉害,他觉得你业务差,一脸的鄙薄,我印象很深,北京话叫见到怂的压不住火,见到横的火上不来。钢琴,我是比较弱势,因为我学得不能说太早,“文革”之前的一些事情,学得没有那么早。上海钢琴是有传统的,很多世家很早就学钢琴,我是五岁还是四岁多一点,不算早,去考的时候状态不佳,所以被钢琴老师冷眼,我印象很深。

二,父亲二三事

叶小纲的父亲叶纯之是中国早期现代音乐拓荒者之一,上世纪40年代,叶纯之在香港邵氏凤凰等多家电影公司任作曲,和李翰祥、胡金铨导演合作,创作过《翠翠》《嫦娥》等几十部电影音乐。

曹可凡:你爸爸因为当时革命的需要,去了香港工作,在香港和李翰祥、胡金铨都是文化界的三才子,你爸爸所以在那个时候写了很多的电影音乐,包括李翰祥导演的《翠翠》,就是我们讲的沈从文的《边城》。

叶小纲:对。他当时红的时候启用过几个女高音,一个男高音叫田鸣恩,唱《有一位姑娘》,我们昨天还在上音唱了一回。 还有叫王若诗,还有叫费明仪,这些人的名字,你应该听说过,当时他们都是我父亲挑班起来的,我父亲挑挑他们,让他们唱,所以他们才红的。所以“文革”以后我到美国去留学的时候,她们这两个女才子都嫁了富豪,都是很显赫,钱很多,所以我去美国的时候,她们还资助了我一下,算报答当年叶纯之的提携之恩,所以这个故事很有意思。

曹可凡:你父亲当年据说在香港每天的活动都会被报纸的娱乐记者追?

叶小纲:他当时很有名。

曹可凡:当时算是文化名人?

叶小纲:和林黛、严俊、李丽华这帮明星混的,所谓。所以他还是很红的,我记得有一张照片,他和胡蝶还是和谁有一张照片,老头那时候还挺帅的。

曹可凡:因为你父亲当年是跟着潘汉年、华克之一起工作,实际上就是做隐蔽战线的工作,所以后来就为此吃足了苦头。父亲有没有跟你说过,当时在香港做这样的工作,是很危险,还是相对平和的状态?

叶小纲:我听我父亲讲过,北京话叫脑袋别在裤腰带上。有一次母亲跟我讲,有一次父亲让她去送什么东西,母亲也不能看,刚出去没多久,街上一声枪响,父亲把灯一关,在黑暗中瑟瑟发抖,等了三个小时。结果母亲回来,没事,不是她,他连出去都不敢出去。

曹可凡:很深的交情。你父亲后来从香港回来,自然在历次运动当中会遭受很多不公平的待遇,老爷子有没有埋怨过?尤其是跟你。

叶小纲:他重病的时候在上海陕西南路,躺在那里,我说你那时候那么有名有利,又不缺钱花,你参加什么革命,不是有病吗?我当时问过他,他半天没说话,想了很久说我们这代人,你们是不理解,就把话给岔过去了。我想他肯定若有所思,但是他从来没有怨言,他们这代人挺绝的,你说我父亲有多大的官,根本不是,说白了只是一个工作人员,一个隐蔽战线的工作人员,你又不是做到一定级别,他只是一个,说实话,说得不客气就是比较重用的一个统战对象。但是非常忠诚,不该知道的,我们休想问出来。

曹可凡:后来你父亲到什么时候开始重新燃起音乐创作…

叶小纲:到七几年的时候,我弹琴弹得比较深了,老头子业余时间也开始翻译一些东西,因为他手上有很多(上世纪)五六十年代的英文的关于音乐的著作,他业余时间把它翻译出来了。那时候学音乐是很时髦的,很多人把他的译稿油印,打印出来,那时候不是打印,是刻蜡纸。

曹可凡:刻蜡纸,我小时候也刻过。

叶小纲:刻蜡纸出来,传遍全国。后来上海陈钢,因为我父亲是陈钢爸爸陈歌辛的学生,陈钢是跟我爸学的配器,探讨过,因为我爸爸是所谓现代派的,所以陈钢和我父亲研讨过这个问题,陈钢觉得老头子还是挺不错,把这些翻译的资料给贺老(贺绿汀)看,贺老一看,1978年的时候,这是个人才,必须进音乐学院。组织上一调查,原来是一个很可靠的革命工作者,所以进了音乐学院,我父亲从此以后一发不可收。

曹可凡:当时他的老朋友李翰祥先生拍了上下集的两部清宫戏《火烧圆明园》和《垂帘听政》,那是我们读书时代特别喜欢看的电影。 后来因为大家对你父亲不熟悉,因为里面有一个歌是谭盾写的,所以你去查资料,很多人都认为音乐是谭盾写的,这应该是你爸爸写的?

叶小纲:主题歌是谭盾写的,我也不知道那首歌怎么唱。

曹可凡:好像刘晓庆唱的?

叶小纲:全部的配乐是我父亲作的,他发挥了当时配商业电影的特长,当时国内人还不会这么配,完全是跟动作,李莲英冲过来,冲到你面前刹车,音乐也是刹车的,都是同步的,所以这是美国电影好莱坞的配乐法,老头子这方面很擅长。所以李翰祥很开心,重新找到写手,包括我记得肃顺抬咸丰皇帝的灵柩,就从承德回北京城的时候,那个音乐我很有印象,完全是跟着步子走的,现在的年轻人都不会这么做。

(电影《垂帘听政》片段)

叶小纲:我父亲为此,我记得很清楚,为此来北京住了很长时间,我在北京上大学,和他有些见面。但是我当时到西苑宾馆也很不容易,当时也没有出租车,要坐很多电车七拐八拐拐到他那里去看一眼。我父亲到了日本,把曲子作了录了音回来,我记得给我们家带回来一台彩电。

曹可凡:那时候算是大件。

叶小纲:大件。我记得很清楚,很有意思,生活都是历历在目。

曹可凡:当时父亲,我印象当中好像父亲给你写过一封公开信,那个信是被发表的,主要是写的什么?

叶小纲:北京开了一个音乐会以后,他觉得为父的一种殷切的心情,他觉得可能是个好苗子,但是成功的时候不要飘飘然,失败的时候不要灰心丧气,这封信很有名,在音乐圈里反应很好。

曹可凡:你后来自己也做音乐,父亲听过你的音乐,做一些什么样的评价?

叶小纲:他倒是没有,我最遗憾的就是我最最风光的时候,父亲走了,我1998年特别开始,北京话叫起点,开始红了。

曹可凡:起浪头了。

叶小纲:浪头扔出来了,父亲没有看见。我的《深圳故事》,他是看见的,1997年的时候,我给深圳写了一个舞剧《深圳故事》,父亲看了他很高兴,觉得我很上路,是这个意思了,作曲家的意思应该没有问题。

三,中央院的第五代

出生音乐世家的叶小纲四岁开始跟父亲叶纯之学钢琴,然而中学毕业后,他被下放到农场劳动,后来又在工厂里做了六年钳工。1978年,叶小纲如愿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,他和他的同班同学谭盾、陈其钢、瞿小松、郭文景等,日后都成为了享誉世界的作曲家。

曹可凡:你刚才说到78届,我觉得艺术的人才挺好玩的,有的时候就像和黄花鱼似的,一拨一拨,电影学院张艺谋、陈凯歌、田壮壮那一代人。

叶小纲:然后歇好多年?

曹可凡:你们这一帮也是很厉害,你、谭盾、郭文景、刘索拉、陈怡、瞿小松一大堆,而且当时你们几个就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四大才子,当时你眼中看他们,比如说你看刘索拉、谭盾、瞿小松、郭文景,当时他们是什么样?相对来说是不是谭盾的音乐基础最差一点?

叶小纲:谭盾是当时…

曹可凡:他一直对我说你们那拨人当中,他是有点自卑心理的。

叶小纲:有一点,因为他基础不是很好,音乐基础差,我算是音乐基础比较好的,弹肖邦出身的,比较洋派的。但是我们班里还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恶意竞争,没有互相看不起,因为我们大家都很开心,因为谁也不知道将来如何,说白了,我们是赶上第一拨。但是我们很用功、很蹦跶、很努力,从来不放松自己,我到现在还这样,我每天工作到很深夜。你别看我现在当文联副主席、音协主席,我每天作曲爬格子很晚,看书,我们这代人应该说对自己要求比较高,这个我可以负责地说,对自己要求比较高。但后面什么样的原因,我们这一拨出来了以后,后面那几拨也有点难,活儿都被我们抢了。和第五代导演一样,后面累死文财神和武财神一起供奉次序了,第六代、第七代爬也爬不上来。

曹可凡:而且你们所持续的时间长,从学校里出来…

叶小纲:到现在还是叶小纲、谭盾。

曹可凡:比你们更年轻的作曲家,可能圈内的人知道,普通的观众就知道不多。而且刘索拉后来还写小说又出名。

叶小纲:唱摇滚,在台上洒狗血,像女巫一样,唱歌唱着唱着躺地下了,太火了。

曹可凡:你自己从古典音乐的创作,第一部作品被大家所关注的应该是《地平线》,在音乐界引起震撼。据说当时这个作品是你生肝炎的时候写的?

叶小纲:是,没错,你这都知道?

(《地平线》片段)

我当时第一场音乐会是1985年,我1983年写了一个作品,小提琴协奏曲,当时的名字叫《辨》,思辨的辨,是敦煌。我看了李泽厚《美的历程》,他描述了敦煌,魏晋南北朝唐代的佛像,去尽了人间烟火气,面相微笑,不屑于人生的疾苦。这种文字当时给我营造了一个特别场景,描绘非常漂亮,对险恶,血淋淋的现实生活不屑一顾,显示出神秘的微笑。

曹可凡:李泽厚《美的历程》对我们这代人确实影响很大。

叶小纲:我到现在还背得出来那些话。

曹可凡:我前几年重新又把这本书读了一遍,我觉得不至于,我觉得写得至少一般,但是那个时候可能就是美学的启蒙。

叶小纲:文字也没那么漂亮,不如我现在漂亮。

曹可凡:它有个启蒙的作用。

叶小纲:敦煌的情结,我这次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演了《敦煌》,是有情结的。我有很多系列,西藏题材,我做了很多,比如西藏九大山湖,每个湖都有一个作品,我写了《地平线》,写了《喜马拉雅之光》,西藏有个系列。我有南方植物系列,专门写蔓萝花、罂粟花,这种热带植物,比较迷的,不能吃的,一吃有毒的,花姿很诡异的那种花,我写了一个系列。中国文化有一个系列:楚、长城。这次等于给了我一个机会把敦煌系列重新打开,因为敦煌是个宝藏,应该说是美的源泉之一,可以这样说,每幅画里面的佛经故事,辩经人的故事,所以给我开了一扇门。我特别感谢上海交响乐团给我这个委约,等于给我多加了一个系列,里面每一幅画都可以作曲。这次演的只是一个序,给我开了一扇门。所以那时候大学毕业,李泽厚的书,那时候情结就种下了。

四,影视音乐的创作

叶小纲是中国当代音乐创作的代表人物,是我国当代著名作曲家之一。叶小纲早年的创作带有先锋派的色彩,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,风格逐渐接近浪漫主义。叶小纲作有大量的舞台音乐和影视配乐,这些作品都反映了他高超的旋律天赋。代表作包括电影《人约黄昏》、《半生缘》,电视剧《玉观音》。2008年郎朗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弹奏的《星光》一曲,也正是他的创作。

曹可凡:你后来写了一些电影音乐,这是不是也是和父亲过去做电影音乐有点一脉相承?

叶小纲:我只能说精神上一脉相承,但是我父亲的电影,我几乎没有看过,他写成啥样,我都不知道。昨天上海音乐学院纪念他的时候,演了他两首电影插曲,我都第一次听。很生龙活虎,有点像陈歌辛,他是陈歌辛的学生,市井、市民、小日子,那个感觉特别准,现在都没有了。周璇、白光她们唱的歌,现在怎么做?做不出来,不可能的。他们又是香港那个时代,和老上海还不一样,所以有点意思,林黛、李丽华他们这拨人演戏。

曹可凡:你曾经为几部上海题材的影视剧做了音乐,比如黄蜀芹导演的《上海沧桑》、陈逸飞导演的《人约黄昏》,还有许鞍华导演的《半生缘》。当你在写这些上海题材的音乐,是不是常常会唤起你童年生活的记忆,或者说对父亲那一代人的命运的这种怀想?

叶小纲:只能说有一点,但写上海题材音乐的时候,我不费劲,我一点不用挖空心思,像自来水龙头一开,我就有。我写过一个叫《临安七部》,写杭州的古诗词,白居易、孟浩然那一代诗人。我把浙江杭州杭嘉湖平原民歌一翻,里面每首歌都会唱,因为小时候弄堂里叫卖声都太熟悉了,没有什么费劲。像《上海沧桑》,宁波滩簧,是宁波调,因为《上海沧桑》那个戏里有很多,上海老板一个宁波人、一个广东人,还有一个常州人,郭家是常州的。所以这些调,我比较熟悉,所以写上海题材,我其实是很拿手。(《上海沧桑》片段)

叶小纲:《上海沧桑》,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,黄蜀芹非要让我来演。

曹可凡:真的?

叶小纲:演最后八集,唐家最后一个少爷从美国留学回来,她当时觉得那位男演员气质不够,外文不好,英文讲不出来,她说叶小纲,你来演,我是打死也不演,我说我作曲,就是这样子。

曹可凡:如果你演的话,其实也是一段佳话,又是作曲又是演员。

叶小纲:千万别这么干,

曹可凡:其实很多普通的观众对你很多的歌剧、交响乐,他们未必都熟悉,都是熟悉你的影视音乐。

叶小纲:《上海沧桑》在上海很有名。

曹可凡:《玉观音》也是你写的?

叶小纲:《玉观音》是让我变成全国有名的影视音乐家,其实《玉观音》这个片子,当时孙俪也是第一次拍戏,所以也是有点很奇怪的故事。《玉观音》的时候,我从来不看海岩的小说,我觉得太商业,我喜欢看鲁迅,所谓比较深沉的,商业小说不看。那天就是回上海,现在书店也拆掉了,在陕西南路有个小书店,我去买了一本书。

曹可凡:你怎么会买海岩的书?

叶小纲:今天没事干,买来看看,一口气看完了。我当时说谁要拍这个电视剧,不来找我作曲,这个人是个傻瓜,我用北京话说的,比较粗鲁一点。很奇怪,冥冥中有定数的,三个礼拜不到,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,“喂,你是叶小纲吗?”我说我是。“我是丁黑,我是《玉观音》的导演,我请你作曲。”我心里偷偷乐,就是冥冥中有定数。

曹可凡:《星光》也是(奥运会)快要开幕了之后…

叶小纲:搞不定才来找我的,他们自己投怀送抱,自己投稿、自己花钱录音,老谋子(张艺谋)一个也看不上,陈其钢没辙了,你还是让叶小纲试试。我就很笃定,我就花了一个下午,报纸上说花了三个礼拜,哪有三个礼拜,三个小时,把主题写了,然后一共大概写了三分钟,当时要求五分钟,我就写了一个主题三分钟,前前后后。我交给我的学生,我说你去那MIDI(电子合成器)做一下,明天晚上要审,今天把它做一下。我说里面的电子音乐部分由你负责,那个学生叫邹航,挺有才气,他很紧张,他要一旦成了,意味着他就干上奥运,我是所谓的功成名就,我根本不在乎。

曹可凡:对他来说不一样。

叶小纲:结果我说你笃定,他们肯定要。为什么?我就知道他们要什么,之所以前面那些人不成功,第一要包容、第二要温暖、第三要大气、第四要好听,最后还要显示中华民族的尊严,这个稍微难一点。但是我就是用我的办法,我就很轻松地把它写了三分钟,我说你笃定没问题。结果五点钟,六点钟送过去,六点半张艺谋就打电话说“小纲,你最晚进入,但你最靠谱。”因为我知道他要什么,说实话,这要靠积累,咱们严肃地说是靠艺术积累,你要知道首先一条什么样的旋律,大家能接受,写得很古怪,不大众是不行的,你面对几十亿的观众,你不可能写得很学术,谁写学术谁就蠢,不可能的。还要好听,还要中国特色,还要能洋得起来。所以也是巧了,这是第六感觉,我觉得他们绕不过我去,果然。

曹可凡:当时你写《玉观音》,据说还专门去找佟大为聊,和演员去聊?

叶小纲:聊过一次,因为确实他们比我小太多,他们怎么想的?因为海岩这一点是他的优势,他对当年年轻人的心态把握很好,我是不了解,我们在大学里待着,天天就是作曲这一套,学业的这一套,社会思潮,怎么样去混夜店,我们都不懂的,说实话我们都没见过。小说里主角杨瑞去勾引小姑娘,一搭一个准,我们哪里懂?我们不懂的,一拍即合,他们很快。所以我和他聊了一会儿,在谁开的店里,到他饭店里去吃,和佟大为聊了几句。所以我还是了解一下。

曹可凡:你在创作过程当中,和丁黑导演还是有点不同的看法,你也很做得出,把手机关掉?

叶小纲:丁黑商业片拍得比较多,《玉观音》还是比较大气、比较怀旧的,一到人生的时候,音乐就比较古典音乐范儿,有点像《时光倒流七十年》,这种感觉又出来了,因为荡气回肠,可能这些导演不太习惯。他说这个不行,我说你生活一段时间,过一段时间,手机关掉,我到美国去了一个礼拜,没理他。

曹可凡:他是不是急坏了?

叶小纲:丁黑说我们这个剧组腕儿最大就是你,算了,随便吧,没办法。

曹可凡:其实你写的第一个电影音乐《湘女萧萧》…

叶小纲:谢飞导演的,那时候写得前卫,和《玉观音》不一样,那个音乐很前卫,当时都是第五代导演,所以我们第五代音乐家比着上,大家比着来。相对来说前卫一些,不像《玉观音》那么面向大众。

(电影《湘女萧萧》)

五,东西方融合的音乐体现

1987年,叶小纲获美国伊斯曼音乐学院奖学金赴美留学,至此开始接受世界各地的委约,并尝试创作了众多的融合东西方文化的当代音乐作品。追求‘现代派’作品中的古典文化气质。

曹可凡:你曾经说过自己音乐创作的精神原点有三个部分组成,中国古典音乐、德国古典音乐和美国当代音乐技术,尤其德国音乐,你讲到瓦格纳对你的影响,而且瓦格纳,你是不喜欢看只喜欢听的?

叶小纲:对。看的时候,我觉得看的永远不如听的。我在拜罗伊特就听过,闭着眼睛,受不了,我觉得没法看,唱半小时,大白光照着,坐那儿一动不动,唱半小时,座位是很恶劣的。

曹可凡:很难受的。

叶小纲:你去过吧?那个座位只有半截,连扶手都没有,就让你朝圣,这么看。瓦格纳这家伙太厉害,太聪明了。

曹可凡:你给我们解释一下,为什么说自己艺术创作来源于这三个精神原点?

叶小纲:我是中国人,中国古典精神不可少,古典精神包括历朝历代的文化,不光是文字上的文化,包括美术、诗歌、意境,包括当代中国的。还有一些,比方说书法,耳濡目染,中国的文化背景不能丢。但是我音乐上,从小是受德国音乐长大的,比如贝多芬、莫扎特、巴赫,它哲学性、哲理性,是拱形结构,织了一个网,网是严丝合缝的,像鸟巢一样,抽掉任何一块,它要塌的,它的构架,我觉得德国音乐给我影响很深。所以我到目前为止,大家说我的音乐结构永远是我的优势,和德国音乐有关。我到美国去留学,美国又是比较商业化,美国比较现实,不像欧洲的实验音乐搞得那么邪乎,美国在商业市场上的音乐不可能,还是好听、可听,更多人接受,这个概念给我印象很深。我的音乐,你要说学术还可以,但是我的音乐还是相对来说,比较大众能够接受。所以我接触了这三方面,构成了我创作的一个方法或者艺术上的启蒙点,或者艺术上积淀的一个基础。

曹可凡:基石。

叶小纲:构建了我所有创作,目前为止所有或者即将,但是今后有什么共生的探索,我不敢说。比方东亚、印度的文化,印尼的,东南亚更加远古的一些。

曹可凡:你刚才说临安七部,其实你过去还写过岭南四首,这两部作品都是根据中国古典诗词创作。

叶小纲:岭南四首是广东。

曹可凡:可能有唐朝、明朝、清朝的诗,这就让我想起马勒的《大地之歌》。我其实以前一直想,他是根据英文翻到德文,你也搞不清楚究竟是不是中国诗词。但中国作曲家其实应该有这样的作品,根据中国的古典诗词来创作。

叶小纲:我写了不少,我昨天(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)写的是李叔同,四首曲子。马勒实际上是八首,马勒用了八首,翻过来以后,我们找出了相对应的中国诗词,是余隆委约我写的,这个作品演变到全世界,中国版的《大地之歌》,用原文。马勒为什么那么长,一个多小时,德文很长,你跳到河里,游到对岸,那个动词还没出来,德语。中国的诗词是“床前明月光!”翻成外文,变成“我坐在床前,看着月亮升起,照在我的床前。”编了很多话,所以马勒为什么会那么长。后来余隆做过一次特别绝的绝配,上半场是叶小纲,下半场是马勒。

曹可凡:这个挺有意思。

(音乐会片段)

叶小纲:演出的时候效果是我的好,马勒是很伟大,没的说,但是为什么会我的好?编导把它做成舞台化,乐队放到乐池里去,台上表演。导演肯定是懂中国文化比懂德语文化要强,所以德语就编得不咋地,中国文化编得恰如其分,掐着点编,唱到哪儿做什么动作,德语也不懂,所以相对来说逊色一点,挺有意思。

曹可凡:你还有一些作品,我当然没听过,老外大师已经有了,埃尔加的《谜语变奏曲》。

叶小纲:我有。

曹可凡:你也做约翰·凯奇的《4分33秒》。

叶小纲:它是没有声音,吵得不得了,吵4分30秒,吵完为止。但是我到现在没敢演这个作品。

曹可凡:但我觉得挺有意思。

叶小纲:严格掐4分33秒,他是太聪明了,台上出什么声音,可是我的声音要写下来的,所以吵得不得了,我到现在没敢演,我在不停地修,总有一天会演的。

曹可凡:我不知道你做这些音乐的时候,做这些作品的创作是什么心态?我就和大师抗衡一下,跟你玩一下。

叶小纲:我这个系列倒不是玩,首先有这样的魄力,你有足够的技术和艺术的积淀敢这么做。我第一部作品是马勒的《大地之歌》,我这么做了,后来我做了《谜语变奏曲》,是我父亲的主题变奏的,后来又做《4分33秒》,到现在没敢演。我又做了和中国古典大师相匹配的六首曲子,我才做完一首,我去了刘天华、阿炳的无锡故乡,他们很有名的作品《烛影摇红》、《听松》、《光明行》。我去了以后,我就宣布了,我也不能改了,我要做六首和他们同名的曲子。第一首《光明行》做完了,一点不差,我可以告诉你,所以我很自信,而且已经成二胡必拉曲了。我写了一首《光明行》是二十一世纪上旬的新时代的《光明行》,而且我相信,而且已经很多人在拉了。我接下来要做《烛影摇红》,还要做《听松》,《二泉映月》不敢做,这名字太大了。

六,音乐创作的追求

曹可凡:我听说你一直在写一本你的回忆录叫《苦海无边》,还没写完?

叶小纲:没写完。

曹可凡:中国人佛教里讲,苦海无边,回头是岸。你觉得艺术创作的那个岸,尤其对你来讲这个岸是什么?

叶小纲:没有,因为我面临的就是茫茫,因为我是往前看,不往后看,哪怕前面一片深渊,毫无光亮,一片暗淡的深渊,我也只能往前游,游到哪儿算哪儿。我倒没想过我要什么归宿,真没想过,我不停做探索,自己给自己挑很多难题,写刘天华同名作品,不是找死吗?写《4分33秒》,不是找死吗?我喜欢这么做。写的歌剧《牡丹亭》演三个晚上,不是发疯吗?但是义无反顾。我敬仰的高僧李叔同,放着好日子不过,不跟你玩,拜拜了。最后他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境界,他自己本身是很苦的,声色犬马不要了,最后躺在那么一块门板上,就这么离开了世界。

曹可凡:悲欣交集?

叶小纲:悲欣交集,所以我写《悲欣之歌》是很有自己想法的。

曹可凡:其实悲欣交集是一个人终极的人生态度。

叶小纲:结果,既是结果也是态度。所以看吧,看能走到多远,我也不知道,当然我也很希望能够多为上海做点事情,毕竟是这个地方出来的。而且我有个很好的优势是什么?除了我上一辈,不说了,陈钢、何占豪、朱践耳、吕其明这一辈,都是在上海生活一辈子的人,他们上海情结很浓。像我在上海本土的60岁,包括金复载他们那一拨人都是上海人。但是60岁以下这拨人在上海有一点地位或者有点成就,没有一个是上海人,儿时的记忆只有我是最完整的,22岁以后走,所以小时候弄堂里卖甜酒酿,削刀磨剪刀,我全记得…

曹可凡:你有没有想过写一部关于上海题材的作品?类似上海变奏。

叶小纲:我是一直在想这个事情。

曹可凡:我觉得其实只有你可以写。

叶小纲:别人写不过我。

叶小纲:我们那时候,小时候儿时的记忆都是乡下人推酒酿卖,削刀磨剪刀,都是不同的地方来的。

曹可凡:削刀磨剪刀,都是富有音乐性的。

叶小纲:所以一般人,搞音乐的人,我这个年龄段和我以下年龄段,我知道上海人是没有。现在年轻人,这些人也没了,叫卖声也没了,我们到农场里去劳动,到奉贤、崇明去劳动,当时他们说的那些话现在哪些有,没有了,都是有韵味的。

曹可凡:我真的挺期待你写出这样的作品。

曹可凡:谢谢小纲老师!

叶小纲:非常好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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